随着新出墓志发表渠道的多元化与分散化，而墓志在文物市场上往往又以原石与拓本两种形式流通，直接导致了三个后果，其一是重复发表，同一方墓志的拓本见载于多种图录的现象相当普遍，不仅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同样也容易误导学者进行重复研究。其二割裂了相关墓志间的相关性，同一家族的墓志被盗掘后，流散各处，在几年之内分别在不同渠道发表，给学者的综合研究造成困难。如笔者新近撰文讨论安史之乱中依违唐、燕双方王伷的生平，最初留意到王伷及妻裴氏墓志刊《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后发现其子王素墓志数年前在《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便已发表，而其女王氏墓志则见载于北京市通州区博物馆编《记忆——石刻篇之一》，盖王氏墓志从洛阳盗出后，后由收藏家李颖霖捐赠给通州区博物馆。甚至已有流失海外者，會田大輔、齋藤茂雄最近公布了久保惣記念美術館所藏的遂安王李安妃陆小娘墓志、丘媛墓志，遂安王李安字世寿，即《旧唐书》中提及的李寿，墓志1995年便在长安县郭杜镇东祝村附近出土，石存西北大学博物馆。丘媛墓志则无疑是近年来在洛阳被陆续被盗出唐初功臣丘和家族墓志中的一方，目前已刊布家族其他成员的墓志有丘师及妻阎氏墓志、丘英起墓志、丘知几墓志等。这两方墓志无疑皆是近年在长安、洛阳出土后流落境外的。同一墓葬所出的文物亦遭分割，如甘元柬墓志早在1991年编纂《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中便已刊布，石存偃师商城博物馆，但同穴所出诏书刻石则至2012年出版《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才获披露。其三是录文与拓本发表时间先后间隔较久，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墓志录文虽早已发表，但拓本一直未见刊布，使学者难以覆按。例如2000年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第7辑中部分墓志系据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志录文，拓本直至2017年出版《风引薤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中才得以公布。在此背景下，尽管新出墓志在数量上已超过之前《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收录的总合，但学者的整理研究工作事实上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新的录文总集的编纂不但工程浩大，非个人所能承担，而且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亦困难重重，难以措手，都极大限制了对墓志资料的利用及研究的深化。毫无疑问，以上弊病产生的根源在于墓志的盗掘与买卖，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就学界本身而言，对此问题并无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以下仅就在具体整理工作中可以改良之处略陈管见。

晚上，能住到部队的兵站或地方的运输站，就是最好的归宿。“站”相当于招待所，虽然并不具备什么招待条件。孙鸿烈形容，那是一个大房间，双层大通铺，大家把自带的鸭绒被往上一铺，一个挨一个就这么睡了，一层能睡十几个人。

该项目推出后，并不被一些人看好，还受到了部分网友的质疑。铜仁地处我国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并不发达，却在中国率先和外企合资建设超级高铁。有人质疑这是一项政绩工程，会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最终会是由老百姓来“买单”。针对质疑，周复宗作出回应：因为该协议涉及商业秘密，无法透露详细的投资数额，但经过前期评估，并不会给当地带来财政负担：“不是说美国一点钱不出，只是个科技公司来卖技术，它要出一半的钱。这个高铁每公里的成本要比我们现在高铁的成本低，在这个事情上不会给我们铜仁市政府造成债务包袱，这个事情上是有考量的。我们和中铁五院、中铁磁悬浮公司绑在一起就是解决我们两方面的短版，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资金。”

但法布雷加斯希望切尔西能留住自己的王牌球员。他说：“我经常和他交流，他是俱乐部最好的球员，我们需要切尔西把最好的球员留下来。他知道球迷爱他，也知道我们希望和他踢球。毫无疑问，我们希望他留下来。”

但究竟有多少疫苗流入市场？是全部封存了，还是的确有孩子注射了问题疫苗、有多少？有没有孩子因为问题疫苗患病、健康受损？家长们如何判断自己的孩子接种的是不是问题疫苗，有无救济渠道？

如果说拓本影印的提高，仅是一较易解决的技术性问题。更有难度的是如何尽可能多的保存流散墓志相关的文物信息。需要指出的是赵君平、齐运通两位编纂的几种图录中存在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志石、志盖信息不全，即仅有志石，而无志盖，造成文物信息的缺失。这或与两人主要是通过购求拓本的方式整理资料有关。一般皆较重视志石，而志盖又较难摹拓，容易被忽视。对几种图录稍作比勘，便不难发现可相互补充之处甚多。如万民及妻陈氏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失收志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存志盖，志盖浮雕有灵龟，装饰带有山西长治一带的地域特色。引起过不少学者关注的麴建泰墓志情况则相反，《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失收志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存志盖，现知志石及志盖皆归大唐西市博物馆。这种失误，即使在编纂精良、对保存志盖志石完整性相当注意的几种图录中也在所难免，如《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中辛韶墓志未收志盖，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中已录。《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所收宫惠及妻陈氏墓志缺收志盖，《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则存。目前图录中志石和志盖俱全者，同样也存在误配的可能。在原石流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志石和志盖分离的现象，如王褒所书李稚华墓志，志石为大唐西市博物馆购藏，志盖被西安公安机关追缴后，转归西安市博物院。其次则是对墓志出土地点及流散情况的记录，赵君平所编的四种图录中，皆有意识地记录了墓志出土的地点与流向，尽管不无舛误之处，但仍保留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尤其是墓志的出土地点，对于了解士大夫家族墓地的形成与分化很有帮助。洛阳、西安当地的学者若能借助地利之便，做更系统周密的踏查，仿照昔年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的体例，将相关信息裒集成编，亦是有裨于学界的重要工作。

“酷儿”从其定义上说，是指一切与规范、法理和主导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它并不必然特别专指任何对象。它是一种没有本质的身份。因此，“酷儿”界定的不是哪一种实证性，而是一种直面规范的关系结构。

但处罚决定书中也明确了处罚依据——根据《药品管理法》，生产、销售劣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劣药以孕产妇、婴幼儿及儿童为主要使用对象的，在处罚幅度内从重处罚。

2017年年底，汉莎航空被授予五星，一些专业媒体纷纷吐槽。比如独立旅行咨询师Ben Schlappig在其个人网站上，便深深质疑了Skytrax宣称的汉莎获得五星的主要原因，——汉莎2020年在其全新波音777机型上启用新商务舱的计划。因为航空公司一般会在新机舱启用数周前公开细节，而不是提前近三年之多。并且Ben观察到，汉莎宣布此计划的时间，仅仅在其获得五星评级之前两周。就此，他认为Skytrax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公信力。

山西长治一带历来出土墓志数量甚多，《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录长治出土墓志115方，占一半多的篇幅。上文已述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刊布山西上党地区出土墓志200余方，近年山西新出墓志颇多流入洛阳、西安等地，《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等书中皆收录不少。由于长治等地出土墓志的志主身份多系中下层士庶，因此数量虽众，学界措意者较少，仅因志盖上有题刻唐诗的传统而稍引起学者的讨论，并关注其背后的地域文化特征。实际上，山西各地出土中古墓志的数量相当惊人，除了陆续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之外，近年来整理刊布者有《晋阳古刻选·北朝墓志卷》、《晋阳古刻选·隋唐五代卷》、《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等，前两种编纂以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为依托编纂，为了凸现墓志的书法价值，将拓本制成剪裱本影印，稍不便于阅读，但刊布了不少重要的墓志，如刘珣墓志、王惠太妃墓志，是目前所知仅有的两方北汉墓志。后一种虽未收有重要人物墓志，但所录50方唐志皆系首次刊布。

性别批评的理论背景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该理论奉福柯为圣徒，与主要以“非异性恋者”人群为对象的“酷儿研究”（queer studies）还是有区别的。“酷儿研究”主要关注同性恋行为的不平等地位，“酷儿理论”的视野则更广泛，倡导对一切性行为和性取向身份展开批判分析。美国性别批评家哈普林（David M. Halprin）在其大著《圣福柯：走向一种同性恋圣徒传》一书中，给“酷儿”下过这样一个定义：

所谓审美现代性，按照卡林内斯库的分析，是相对资产阶级的制度现代性而言；更具体地说，是对制度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文化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是它的另外两个名称。以现代性即是此时此刻当下都市审美体验的波德莱尔（C. P. Baudelaire，1821—1867），是它最好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审美现代性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从反叛、无政府、天启哲学到自我流放，表达厌恶的手段无所不及，表现了强烈的否定激情，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至此，人们可以发现，这个审美现代性与今天的“后现代性”非常相似。作者开篇就说：

羊水穿刺目前被作为21-三体综合征等染色体疾病的诊断手法，但其最大的劣势在于侵入性造成的流产率。“我们医院大概是1/1000左右，有些地方大概是1/1000-1/500。”

但究竟有多少疫苗流入市场？是全部封存了，还是的确有孩子注射了问题疫苗、有多少？有没有孩子因为问题疫苗患病、健康受损？家长们如何判断自己的孩子接种的是不是问题疫苗，有无救济渠道？

“每日通讯”视古恩为眼中钉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不然也不会如此“苦心孤诣”，比如2000年那条推文，其实古恩自己已经删了，应该是通过网络快照才找到的。当然，虽然“每日通讯”别有用心，但古恩的那些推文的内容问题更大，只需扇扇风，势必将引燃广大民众尤其是家长的怒火。其中，诸如“被哪个迪士尼人物强奸感觉最糟糕？”，“《敢死队》这部电影实在是好man啊， 看得我好激动，把坐我边上的那个娘娘腔小男孩给X出X来了！”等等被大量转发，甚至直接@了迪士尼官方账号。同时，也有大量网友发起杯葛运动，号称不会再去看他执导的任何电影，甚至跟他合作的演员，也要一起抵制。

事先撰书制作完成的墓志只是葬事诸多环节中的一步，正如上一个案例提醒我们的那样，墓志文本所呈现的未必是历史事实。李碧妍曾指出《李怀让墓志》中记载的葬日恰逢吐蕃兵临长安城下，三日后代宗仓皇出奔，怀疑这一高规格的葬礼是否真正克期举行。可惜的是《李怀让墓志》系传世文献，志石无存，这一推测无法得到证实或证否。但笔者最近在研究安史之乱相关的墓志中，发现了一个类似的案例，乾元二年（759）九月庚寅，再次起兵反唐的史思明攻占洛阳，但吕藏元及妻张氏墓志记载是年十月两人合葬于洛阳，吕藏元之子是当时的宰相吕諲，志文用唐年号，并云“中使吊祭，羽□官给。存殁哀荣备矣”。若此，则史思明占领洛阳后，唐廷仍能为吕藏用夫妇举行隆重的葬礼，不合情理。而墓志出土的地点透露了真相，这方墓志出土于山西芮城县风陵渡镇西王村，可知正是由于洛阳的失陷，这场筹备中的葬礼并未能克期举行，已启殡的志主被草草安葬在了黄河的渡口，预先制作完成的墓志所呈现的是一场未曾发生的“哀荣”。毫无疑问，如果吕藏元及妻张氏墓志是盗掘出土，没有相关的考古信息，笔者以上的发现自然无从谈起。如果说，现在的学者已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需要超越仅利用出土文献纠订传世文献这一狭义的“两重证据法”，尝试解读非文字的考古信息，注重对墓葬的整体性研究，那么大量的盗掘活动正在源头上扼杀这种学术进步的可能。

四问 吉林省食药监局处罚是否过轻？

其二，与朱山父子的关系。如今说到朱山，只怕知之者甚少。说到朱山的外孙武汉大学历史系朱雷教授，治中国古代史者几乎尽人皆知。往昔在蜀中，辛亥英烈、《蜀报》主笔朱山及其养父文坛怪杰朱青长是大名人。穉荃先生说：在成都高师，朱青长是受业师；“论亲戚，我叫他姨丈。”所谓姨丈者，母亲的姐妹夫也，俗称姨父。抗日战争时期，朱青长一行曾在其大邑县鹤鸣镇家中寄居达两年之久。朱山“才华天纵，为革命壮烈牺牲”，竟遭到误解乃至诬蔑。穉荃先生愤然写下《朱山事迹》一文为其辩诬，称颂朱山“投身民主革命的行列”，“是其中最壮烈的先行者之一”。至于前引周传儒提到的冯若飞，解放后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穉荃先生说，和她系表亲，为同辈。黄家与傅增湘家族有转弯抹角的“间接姻亲关系”。1931年旧历九月十三，傅增湘六十大寿，江安同乡齐聚石老娘胡同七号傅宅祝寿，正在北平读书的穉荃先生以及我父亲等均应邀前往，出席者还有驻守喜峰口一带、在29军中任团长的杨文泉。杨系黄埔二期生，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粤北会战，由旅长而师长，后升任整编第72师中将师长，1947年在泰安被俘。